八十年代的文化面孔

尽管80年代作为历史已经逝去，但80年代作为一个情结会留下来。在80年代空泛、贫乏、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的背后，洋溢着的是在物质主义时代越来越稀薄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与信仰。

许多时候，凝视一个时代，仿佛在海边面对汹涌而来的潮水，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磅礴声中，充满了对历史的震撼和期许。然而，恍惚等到时间的潮水退却之后，却没料到，遗落在意义沙滩上的，不过是数枚似曾相识的贝壳与一些仍然扑朔迷离的印痕。二十世纪80年代，对于日新月异的现代人而言，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时代，而对于曾经经历的那一代人而言，同样是一个回首堪惊的时代。二十年的光阴，足以淘洗掉一些东西，裸露出一些东西。

1985年中国大陆兴起并在随后的两年达到高潮的“文化热”，被海内外普遍看作是继“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运动。对于这次思想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及其对于后来中国的影响，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有意无意地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新近的一些讨论中，“重返80年代”开始渐渐成为一个能够捕捉到的声音，这从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出版及其受关注程度中可以透露出些许端倪。不过与美国有关上世纪60年代的回忆研究汗牛充栋的情形相比，这一关注显然还很稀薄。当然，反思和研究八十年代的前提，是应该尽可能提供一个关于那个时代原生态的文化图景。这种工作在新近出版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一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80年代“文化热”，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文化情绪而非文化气质

由80年代“文化热”主将之一的甘阳编定的此书，通过对当时一些观点与文本的收集与整理，试图展示出这场文化运动下面所流动的一般“意识”及其所蕴涵着的可能趋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80年代文化现象的历史文献。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名为“反叛”，下编标为“彷徨”。按照甘阳的意图，“上编”主要是通过美术、电影、小说、诗歌、建筑这些最能见出文化情绪和前卫意识的感性文化领域来反映当时大陆的现实文化状况。这些文章大多清晰地勾勒出了“文革”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氛围的变化过程及发展路向，从而展示了当时文化讨论的大背景。“下编”则力图反映出其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现当代西方文化的研究和思考。通过对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尔诺、海德格尔、福柯等人思想的阐释和欧陆人文哲学的基本走向的描述，透过西方当代思想大师对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反省与检讨，更全面把握现当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机制和根本矛盾，从而间接地反思中国文化以后的走向。正如甘阳自己所坦承的，这本文集并非一部“客观”的资料汇编，而是多多少少贯穿主编“主观”意图的构撰之作。这一主观意图背后所揭示的，正是80年代“文化热”中所隐藏着的双声复调、多元格局中的复杂心态。

在后来一些学者的追忆中，80年代被赋予了一层诗意的玫瑰色彩。尤其是90年代以后，面对急剧分化的启蒙阵营与逐渐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的知识阶层，80年代被描述成拥有“态度同一性”的知识分子的蜜月联盟和最后的“文化人时代”。80年代文化热以及80年代这一文化气质，显然和之前中国遭遇特殊政治文化语境关系至巨。正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论述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关系时所表述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定，没有十年文革，作为文化反思和启蒙意义上的80年代也很难出现。知识分子的结盟与启蒙总体性话语的形成，是从一个极度扭曲的政治文化空间刚刚逃离后的本能反应，80年代的“文化热”不过仍然是70年代末以来对“文革”进行反省的继续和深入。那种对黑洞化政治及其文化土壤的恐惧使得知识阶层自觉结合成一个反叛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质。在整个反思和讨论中，对“泛政治化大一统”的拒斥与传统文化的批判构成文化思潮最突出的情绪指向。正是曾经极度扭曲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知识阶层在一种类似“文化救亡”的困境下，暂时结成了反抗的同盟，缔造了80年代独特的精神气质。而同样，也正是面对一个荒漠化的文化现实，80年代稍显正常的文化运动于是恍惚中被成倍放大了：百废待兴的贫乏最容易出现万象更新的繁荣幻象。当事人之一的陈丹青后来对此就有相当清醒的判断：“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甘阳也不得不承认，“严格说来这场文化讨论在理论上迄今尚未产生出多少足可一观的东西——在这种过渡性的年代中，在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学术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所有的一切思考都必然只能是极度‘过渡性’，极度不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文化热”，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文化情绪而非

文化气质。

80年代成为一个情结

尽管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本身就“暴露着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表现出某种总体性话语的独断性质，但在实际的文化讨论中，其实充满了歧义纷呈的喧哗与骚动，只不过当时反抗的重心和同盟者的姿态暂时遮掩了可能实际存在的分歧。中西、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是贯穿这场文化讨论的主导模式，而在这个问题上，80年代的“文化热”其实缺乏一个明确的文化立场，或者准确地说，在现代性的总体价值诉求中，夹杂着一种纠缠不清的游离与暧昧，使得中国现代性之路的想象波诡云谲、面目模糊。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以至于提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就是反传统”这种激进态度；但另一方面在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讨论中，又已经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明确为“文化保守主义”辩护。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作参照来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提倡“全盘西化”，但另一方面，大量引进的却是阿尔多诺、海德格尔这些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话语。这种双声复调的思想格局，在当时启蒙总体性话语中已经在一些知识人中引发深刻的焦虑，甘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复杂的心态：“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20年过后，我们再读这一段，不由得在历史回首中一阵唏嘘，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知识阶层分化的格局与启蒙总体性话语坍塌的结局，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

这也许才是一个真实的80年代，在一个宏大的文化企图中涌动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在平等宽容担当的语境下，知识阶层进行着真诚的探索与交流。尽管80年代作为历史已经逝去，但80年代作为一个情结会留下来。在80年代空泛、贫乏、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的背后，洋溢着的是在物质主义时代越来越稀薄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与信仰；是在如今功利算计挤压中的心灵将时时眺望的一个青春飞扬、纯真素朴的梦幻。

■延展阅读

《追寻80年代》

这本书来自于新京报的“80年代专题访谈”专栏，从2003年开设至今，差不多三年，在关于80年代的回顾正热闹的时候结集出版，是对80年代的又一种回顾与探讨。全书分为两部分，“80年代人物口述历史”和“26个人的80年代记忆”，前部分通过于坚、林兆华、黑大春、陈丹青、艾未未等80年代的文化领军人物的个人化历史来完善80年代的历史事件，而后一部分则通过几个固定的问题来采访文艺及文化名家，例如“用一个词形容80年代人们的表情”，很多人都用了“亢奋”。

《80年代访谈录》

这本书差不多是关于80年代怀念的头一炮。在成书之前，其中的很多篇章已经在网络流传甚广。书里的受访者几乎都是中国的文化明星，如阿城、北岛、陈丹青、田壮壮等。不过，查建英访谈的主旨倒不是想介绍这些人，而是想描摹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的气质，传达那个年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