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杀猫事件再度将大学生掷向舆论的漩涡中。

 

但这些年来，备受诟病的又岂止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衣天使、人民公仆……

 

在曾经的年代里，这些称谓是多么地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在随后社会的急遽变动中，这些光环一个个被击碎。

 

大多数的群体都遭遇了声誉滑铁卢。

 

在这场变迁的后面，一方面暗含着目前的职业伦理危机，

 

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在某些方面的理性回归。

 

专题结构

 

1.现象调查

 

2.六大群体的声誉变迁

 

3.声誉魔鬼辞典

 

4.访谈

 

职业伦理的思考：良心需要制度化；

 

社会哲学的解释：声誉的常识回归

 

 

记者 彭晓芸

 

自从女儿上了小学，汪洋成了家里和老师打交道最多的“外交部长”。不过这“外交部长”一职却让汪洋极为头疼，“一学期下来，要送老师红包，要时刻保持和老师的联系，我觉得比我自己读书还累！”

 

不独汪洋，不少家长都表示教师这个行业，现在让人尊敬不起来，从幼儿园到小学，不少家长苦于送与不送红包的矛盾中。汕头一个小区的林小姐便说，在中小城市，逢年过节送老师红包已经成为了一个“潜规则”，一开始坚持不送的家长，因为担心孩子在学校不受重视，也慢慢向“潜规则”妥协了。于是有人说，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已经堕落了，成为惟利是图的教书匠。

 

这是一个无法不去直面的事实，如今，几乎所有曾经体面的职业或者傲人的群体，在经历了万众瞩目的荣耀之后，如今都已经褪去了往日的光环，成为了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有的甚至是被批评声湮没的一群。

 

一些手机短信是这样描述医生的： “医生越来越像杀手，见死不救，草菅人命；杀手越来越像医生，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这样的语言，字字如刀，尖刻之极。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曾被誉为的“白衣天使”，真的沦为“杀手”了吗？

 

一位医生感慨：有的患者看病时，居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患者的维权意识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同时也在表明医生的形象下降到了历史低点。

 

曾经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也被看做缺乏敬业精神、散漫无为的垮掉的一代。近日，一则新闻便以“大学生在公众中形象已跌至20年最低点”为题配以人大女学生“露腿照”以及北大学生杀猫事件，再次将大学生掷入舆论的焦点。

 

这个20年，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20年。于是，每一个行业，以及每一个曾经有着特殊荣耀的群体，都在经历市场和社会的洗礼。去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项关于“当代中国大学生公众形象”的调查便得出结论：社会公众对当代大学生的评价很不理想。绝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目前的主要心理问题是“精神萎靡不振”，认为大学生“学习态度非常好”的比例则只有8.5%，由此可以看出，公众对当下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精神的评价不太乐观。

 

谁是值得尊敬的人、哪个是值得尊敬的行业，一直以来是国人喜欢探讨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似乎羞于再提那“最可敬”的三个字，问起现在还有最可敬的人吗，多数人会以调侃的姿态回敬记者：“你认为还有吗？”学者徐友渔便说，他不好意思将写书说成是为学术为理想，尽管事实上，他内心的确是那么想的，但他不得不找一个让大家都觉得顺耳的词汇来描述自己，诸如赚稿费谋生之类。

 

在徐友渔看来，祛除意识形态下的光环和神圣色彩，还原大学生及各个行业以本色，是一种理性的正常的回归，但对于缺乏信仰基础一时又找不到思想资源来代替意识形态教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在还原的过程中，出现了泛道德化、世俗化的现象，出现了道德真空，这一切并不奇怪，却值得深思和警惕。

 

或许，我们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到哪里寻找最可敬的人，而是面对褪去的光环，我们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面对“不再可敬”的教师们、医生们、公务员们、大学生们……社会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智者又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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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袁玉

 

(调查样本：30人)

 

如今职业声誉是否普遍下降？

 

是 77%

 

否 23%

 

声誉下降最快的身份前三名：

 

教师 第1名

 

医生 第2名

 

大学生 第3名

 

如今还受尊敬的身份前三名：

 

教师 第1名

 

记者 第2名

 

农民 第3名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现在已经40岁的张竟春依然记得1984年前刚考上中国纺织大学时的情景。前来道贺的亲戚几乎踏破了门槛，母亲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大摆了一轮宴席后，将剩下的200元塞到他手里——在实行免费高等教育的80年代，这已经够他用一个学期。

 

刚走进大学校门的张竟春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整天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一个月后的国庆大游行上，北大学生挥舞着那日后成为经典的“小平你好”横幅的情景，更让千里之外的张竟春的心情像雏鹰一般豪迈。

 

那时候最让张竟春自豪的是他胸前的校徽，每次出门，行人都会露出羡慕的目光。到一些小店买东西，老板还专门给予优惠，临走时还不忘竖起拇指对他们说：“大学生，好样的。”

 

后来，张竟春攒了10多元买了一台收音机。从这个小方盒里，他和同学们听到了当时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歌曲，还有后来崔健那敲碎众多花岗岩脑袋的《一无所有》以及罗大佑那醉人的城市民谣。

 

4年后，成绩优异的张竟春被分配到广东顺德一家大型纺织厂工作，两个厂长亲自到车站迎接了他。他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一些老工人对他非常尊敬，经常拿着纸笔向他请教一些专业性问题，一些年纪稍轻的还称他为“老师”。

 

20年后，张竟春向侄女张慧玲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后者已经是广州某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大二学生了。和大多数20出头的女生一样，张慧玲的MP3内总装着周杰伦的歌，喜欢参详时装杂志里的模特衣着和迷恋哈利·波特。

 

在她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中国大学的扩招工程已经进行了6年，中国每年新招大学生数从扩招前一年(1998年)的180万迅速攀升到现在的530万。然而，降低了的大学门槛并没有带来更大范围的荣誉感。新世纪的大学生日渐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在日渐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读书无用论”等论调有了重新抬头之势，校园暴力、道德滑坡、性解放、享乐拜金、丧失社会责任感等标签也蜂拥而至。马加爵案，清华刘海洋伤熊案……这些事件都让大学生长期处在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前段时间一位师兄找了一份600元月薪的工作，同时网上也不断出现“大学生还不如农民工”等嘲讽的论调，这些都让张慧玲感到很压抑。不甘平庸的她今年参加了4轮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她想逃离这个地方，去国外学习她喜欢的生物学。

 

“现在的大学生个人主义情绪的确要强烈一些，大小问题也不断。”张慧玲说，“但我不赞成用极端事例来‘妖魔化’大学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群体特征，更何况，我们比任何时代的大学生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李萱至今仍保留小学3年级班主任高老师送的日记本，手掌大小，绿色的封皮上还印有一只活泼的小猫。这位50多岁的女人给了李萱关于老师最初的印象——灰白的头发，和蔼的笑容以及一双粗糙但温暖的手。而现在，李萱也成了长沙一名高校老师。

 

高老师的语文课让孩子们很感兴趣，天资聪颖的李萱更是备受高老师的喜爱。她自己掏钱给李萱买日记本，还送给她一本《格林童话》，这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母亲得知此事后拉着李萱的手说，长大以后要好好报答老师。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工程师”、“辛勤的园丁”、“吐丝的春蚕”……这是那个年代对老师的写照。1984年7月，暨南大学5名学生从广州一路骑车到北京，促成了教师节的诞生。人民教师迎来了“文革”后最受尊敬的时期。

 

李萱那时候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个理想——长大后也要走上讲台，像课本中形容老师那样“点亮自己，照亮别人”。

 

当李萱以为高老师会永远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起风波粉碎了她这个梦想。李萱所在的小学开了一个小卖部，引得学生课间都跑去买零食。高老师对此多次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这既浪费家长的钱，也吃坏了孩子们的身体。高老师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支持，校长在尴尬中停办了小卖部，但也找了个理由让高老师提前退休。

 

高老师的正直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自此之后，李萱和许多同学一样，每年都要和父母到老师家一趟。高老师的叮嘱和教诲伴随李萱完成小学和中学的学业。

 

3年前，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李萱成为湖南一所省属高校的老师。她逐渐发现对于这个职业，社会上有了许多不和谐音，一些老师在金钱面前迷失了，而更有一些极端的事情更是让人无法接受。2003年，沈阳一年轻教师猥亵班上6名女生达两年之久；次年，甘肃临夏5天内接连揪出4个“禽兽教师”……看着电视里受害学生家长痛斥作案教师的画面，李萱觉得这个职业正遭受玷污。后来，汕头大学教授胡兴荣剽窃学生论文等事件层出不断，更让李萱感到气愤。

 

“我不太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样混进教师队伍的？”李萱说，“我觉得是我们的选拔机制出现了问题，单方面注重授课能力和升学率等指标，却忽视了师德方面的要求。”

 

一次久违的同学聚会中，几位老同学一个无意的感叹触动了李萱——“社会在变，人心也在变。不要再给老师戴高帽了，他们比我们还平凡。”

 

李萱觉得儿时的梦想正在受到伤害，但她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毕竟身边还有很多敬业的前辈和同事。“他们才是教师队伍的中流砥柱。”李萱说。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上世纪60年初，当岑红娟还是一个10岁出头的年轻姑娘时，她被一部电影《护士日记》深深感动着，里面讲述的是上海一群刚走出校园的年轻护士支援北方落后地区建设的故事，与主题曲《小燕子》风靡全国的同时，“白衣天使”的形象也迅速深入人们心中，医生和护士成为当时一个神圣的职业。

 

受此驱使，初中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岑红娟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考进了佛山卫校。1968年，学成毕业的岑红娟被分配到广东上川岛成为一名基层医生。岑红娟把陪伴自己度过校园时光的“白求恩”塑像带在身边，坐上一艘名为“红星号”的轮船。

 

此时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岛上居民缺医少药，住在简陋的草棚或渔船里。岑红娟的到来受到当地居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将她看成亲人一般。除了日常的看病外，岑红娟和同事还经常深夜出诊。他们在漆黑中背着药箱翻山越岭，为防蛇虫，还绑上了厚厚的绑腿，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

 

岑红娟在海岛诊所里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除了诊症、打针等常规项目外，还要帮村民接生和到山上摘草药。岛民与岑红娟相处得非常融洽，逢年过节他们总会送一些鸡鸭、番薯、芋头等东西到卫生院慰问。岑红娟也经常到岛民家做客，拉拉家常。

 

岑红娟充实的海岛生活持续了5年。1973年，她被调回县城的人民医院。临走前，岛民们不约而同到卫生院送行，他们把在深海捞到的漂亮贝壳和珊瑚树送给岑红娟，互相间依依不舍了很久。

 

在县城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岑红娟先后经历市场经济冲击和医改等重要时期，也目睹了医生吃回扣、收红包等恶劣行为。“作为老一代医务人员，我觉得与新一代有鸿沟，就连对病人最基本的同情心，在他们身上都变得很淡薄了。”岑红娟说。

 

然而，媒体的报道比岑红娟的想象还要严重。上世纪90年代末北京患阑尾炎女童卵巢错割一案让人们一片哗然；2005年5月16日，患者翁某于入住哈医大二院，住院82天，医院共收取其住院费138.9万元，造成轰动一时的“天价医药费”案；最近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院长带头搞腐败事件曝光，该院共有七成医生吃过回扣……

 

岑红娟还记得退休前夕一位老农的控诉。曾红娟在对方的处方笺上看到，从没有生过大病的老农竟被开了一些价格昂贵的高抗菌素，这预示着日后真的大病来袭，他将无药可用。老农得知实情后，气得直摇头。

 

最近，一个熟人想让岑红娟靠老关系把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儿子安排到一个收益较好的科室，这个请求被岑红娟拒绝了。“现在的年轻人急功近利，医德流失得太严重。”她说。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湖北黄石警察吴幼明称自己是警队里的“异类”。2006年1月5日晚，他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交警为什么热爱罚款》一文引起强烈反应，7个月后，他又在网上发文《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针砭目前国内户籍制度的弊端。这个警察平时还热爱写作、画画和拍小型电影。

 

在参警前，警察的形象在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吴幼明心中非常威严高大。“警察叔叔”也是那个时代对公安人员非常亲切的称呼。1994年，吴幼明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了一名巡警。

 

穿上警服后，吴幼明才发现警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圣，也有很多潜规则。他曾跟着年长的民警到街上收小贩管理费，为完成任务而四处搜刮赌徒收罚款。

 

“一直以来，群众对警察很抵触，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规范自身。”吴幼明表示他曾经也是滥用暴力的警察之一。他回忆那时候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方稍有不从就拳打脚踢，还要求对方下跪。那时候的普遍思维是“不打案件审不出来”。

 

由于近些年中国社会变动巨大，社会治安的维护需要更多的警力。而警力的增加也对警队的整体素质提出挑战。

 

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直至现在还能常见诸报端，2001年2月20日，福州一老板勾结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两名警察，射杀生意对手，上演了震惊全国的警匪勾结枪杀案；2005年5月3日，太原警察刘利民因为几句争执，伙同一伙社会闲散人员，在自己的地盘打死了北京警察李忠义，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警察打死警察案”。不久前，北京一名警察为替妻子出气，持械打瞎了一名群众的眼睛。

 

或许是因为这些害群之马，或许是老百姓对人民卫士的期待过高，或者还有百姓对执法的不理解。负面事件的发生加上警察在日常执法中不尽如人意，当年可敬的“警察叔叔”的形象日益受损。

 

“引发这些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和个别领导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所致。”吴幼明说，罚款任务的盛行，不切实际地追求高破案率，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表现，百姓对此意见很大。

 

令吴幼明欣喜的是，现在警队内部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去规范民警的行为，如公安部五项禁令的施行，加上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不合理现象正在逐渐减少。“总体来说，警队还是在进步的，只不过步伐没有期望中快而已。”吴幼明说。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2002年，当郑俊雄决定去考公务员的时候，还有点担心会在机关里枉费青春。那时候他对公务员的理解非常模糊——“大概是一杯茶和一张报纸就能过一天的那种。”

 

最终，郑俊雄从80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省一个质监部门的公务员。父母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他们觉得儿子到这个收入稳定、福利好的省直单位去，以后就不用操心了。那段时间，父母觉得脸上特有光彩。

 

真正开始工作后，郑俊雄才知道他先前的想法错了。巨大的工作量压得他几乎喘不了气。一接到投诉电话，就要立即出差。2004年夏天一次野外执法让他记忆犹新。那次他和同事在山上追踪一批劣质钢材，两天内仅睡了5个小时。成群结队的蚊子把他蛰得两臂通红。

 

由于表现良好，今年7月，郑俊雄被提拔为副主任科员。看着已是“科级干部”的儿子，父亲倍感自豪，他叮嘱郑俊雄，在外执行任务要注意安全，同时不要掉进金钱的陷阱。

 

一些朋友得知郑俊雄晋级的消息后，经常半开玩笑地调侃——捞了不少吧？这让郑俊雄哭笑不得，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准时入账，如果不买房，仅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而已。但随着大家说得次数多了，郑俊雄也懒得反驳了。

 

单位里经常组织职工进行廉政教育，从电视记录片里，郑俊雄回顾了陈希同、王宝森大贪案，成克杰受贿案，胡长清受贿案，李真受贿贪污案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郑俊雄认为，正是这部分人让“公务员”一词遭到群众的曲解。

 

但纵使这样，早在1995年以来，中国的公务员招考日渐升温，近两三年更是热得发烫。2006年中央国家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考10282人，报名人数近百万，其中通过了资格审查的50多万，这意味着录用的机会仅2%。一项有1733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73.6%的人愿意当公务员，其中有超过8成人认为公务员最大的吸引力是“稳定，医疗、养老有保障”，超过5成认为是“能获得切实利益”。

 

郑俊雄发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早期的国家干部普遍都有怀念之情。他们觉得，那时候人们同吃同穿，到处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而现在，“人民公仆”在很多人眼中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各种贪污腐败案件的不断曝光，一方面的确造成公务员形象的下滑，但另一方面也显示我们监督力度的进一步到位。”郑俊雄说，“新老两代干部很难对比，以前的干部带有影视化、神圣化的色彩，而现在公务员则有更严格的职业规范，与老百姓的接触也更按程序，更理性。”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赵黎那次被骗得很惨。

 

身高不足1米50的赵黎自小生活在自卑中，因为这个问题，她数次谈恋爱受挫，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很不如意，最后只好将就在一家只有6个人的私人公司里做文员。她做梦都想改变这种现状。

 

去年年初，一则增高药广告让赵黎激动万分。这是一种叫“哈佛戴高乐”的增高药，里面称这种神奇药“由美国哈佛大学投资2.5亿美元研制”，已荣获“世界生命医学‘普林那尼’紫心勋章奖”，并得到“世界生命科学医学会全球认证”。

 

如果单是这些头衔，赵黎还不一定会动心，当她此后不断看到“国家食品医药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中国青少年成长促进会会长”、“延边大学医学院院长”等“政要”出现在荧屏上为此药叫好，此外还有一名“美国专家查姆斯博士”做宣传，赵黎最终放下戒心，她一下子购买了近3000元药品，等待奇迹发生。

 

虽然服药后的赵黎每天都带着希望醒来，但始终没有发生像“专家”宣称的“一个星期后骨骼中生骨细胞的数值明显增高”的情况。两个月过去了，赵黎的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变化。直至2005年8月，赵黎才在报纸中看到“戴高乐”是假药的消息，那些所谓“政要”、“专家”都是厂家花钱请的群众演员。

 

这场漂亮的骗局让赵黎恨透了“专家”，这个曾经令人敬仰的头衔，骗取了她的信任和金钱。

 

长期以来，“专家学者”无疑是让人尊敬的称谓。对专家学者们说的话，人们往往奉为金玉良言。社会的发展使得金钱和权力的获取似乎变得容易。于是乎，不少专家开始利用其身份以及所掌握的知识到处淘金，有的到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有的为商家吹捧伪劣产品；此外，更不用说那些彻头彻尾的“假冒专家”混杂其间。以至政府部门都发规定，不准保健产品利用专家的名头推销。

 

“现在我不会再盲目相信专家了。”在广州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的何扬声在轻信了一位“专家”股市预测后，深陷其中。“专家的头衔太容易鱼目混珠，我们普通人还是保持距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