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没在现场看过话剧，看过也许也忘记了。中国话剧今年是百年纪念，比之电影的百年诞辰，声量小得多，而两个艺 种意义层面上并不存在表象那么大的差距。某种意义上说，话剧更“阳春白雪”，更具直接性。 
　　现在往回看，曹禺（1910-1996）属于“少年得志”型剧作家，成名很早（大学时代），有幸赶上中国话剧初盛时期，有幸碰到巴金慧眼识珠。上世纪30年代真是出人才出作品的年代，整个20世纪，文学艺术最精粹的东西大多在那七八年里闪现光辉，赶上就赶上了。曹禺赶上了头班快车，1933年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上四年级时，完成了处女作《雷雨》。现在我们以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假设当时没有《文学季刊》这本杂志，或者有，而曹禺没把《雷雨》投给它；或者投了，编辑却没看出好来；或者看出了，却没破格举荐……曹禺的幸运，是这几个大概率的“或者”，碰到他的《雷雨》皆化为小概率事件，真是一路绿灯。 
　　巴金后来说“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谢注：《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1日]的版权页记为：编辑者郑振铎，章靳以北平北海三座门大街廿一号。而到了刊发《雷雨》的第三期[1934年7月1日]版权页记为：编辑人郑振铎，章靳以北平王府井大街五十三号，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谢注：曹禺原名万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几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翻开这期《文学季刊》，373页比创刊号还厚几页，折迭成四折的目录页现在的刊物比不了，上面尽是文学史的杰出者：冰心，鲁彦，张天翼，欧阳山，陈白尘，林庚，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洪深，鲁迅。《雷雨》被安排在剧本栏目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雷雨》的页码自161页至244页，长达八十几页，即巴金所说“破例一期全文刊载”，看了《文学季刊》原物才体会得到。出版家赵家璧后来在《北上组稿日记》（1935·5·29-6·19）中这段话“夜宿章靳以所租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14号一座北房小院子的北房”后面加了一段注解“三座门大街14号这个院子是1933年暑假，由靳以租下的，南北屋各三间，另附门房，厕所，厨房门向东的一套房，巴金从上海北来，也住在此屋。南屋中间一间是作《文学季刊》办公室用。郑振铎，沈从文，卞之琳，萧干，何其芳。李广田，李健吾，曹葆华，曹禺等，经常来此。《水星》编辑部也设在这里”。 
　　1935年12月16日，《文学季刊》在出到第2卷第4期（总第8期）后停刊。赵家璧知道后，有意叫良友图书公司接过来继续办，他去找巴金商议，巴金表示支持，又获得了章靳以的同意。接着，赵家璧说服了良友公司经理余汉生，又向《文学季刊》主编郑振铎打了招呼，告诉郑良友新办的刊物请巴金和靳以主编。1936年6月，《文学季刊》的后继者《文季月刊》创刊，两刊有几点不同，一是出版地点不同，由北平改为上海；二是出版周期不同，由季刊改月刊；三是主编换了一个人。《文季月刊》的发刊辞称“复刊词”，含复《文学季刊》之意。 
　　《文季月刊》也是三百六十几页的大刊，前面多了精致的图书广告，还多了插图，显然比前者艳丽，如果说季刊是京味的，月刊则染上海派颜色。季刊月刊有一个共同的缺憾，都不写“编后记”，许多的文坛内情就此无从得知。后来，曹禺的名剧《日出》月刊一创刊就登载了，与《雷雨》不同的是，这次不是一期刊毕而是分四期一期一幕的连载，还有一个细节，在《日出》第一幕的最后出现了一行字——“本剧排演权及摄制电影权完全保留请与文季月刊社接洽”；在全剧最后，曹禺在“后记”里写了五条，第五条是——“还有，有人写信来问商量这剧本的上演和摄制电影的事。关于这事情请向文月刊季刊社（谢注；原文如此）接洽，他们为我负一切的责任。”这两段话表明，《雷雨》发表后引起的轰动及一系列的演出行为，已使曹禺有了“版权意识”。此外，剧本搬上舞台，由演员来还原作者的意图，表达形式的剧变，它还能有多少是作者自己本来想要的？有多少是演员表演出来的？对于这些，剧作者应该是很在乎的，作家输出的是思想，演员付出的是技艺，作者在，遵守作者的意愿，作者不在世了，剧本还在。